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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4 试分析官僚体制的源泉(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 5)我居然在今天给一帮医学院的小孩讲《土地制度史》的时候,才意识到XX师兄所说的官僚体系的膨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其实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官僚体系会自我膨胀?基本的经济理论下,至少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当去维持这个官僚体系的成本开始大于它能获取的收益,它就不应该再增长,那么官僚体系的规模理当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平。为什么一定会膨胀呢?
然后,今天一边跟小孩们讲唐朝均田法在安史之乱后崩溃,两税法开始实施,一边突然意识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细看两税法的操作,对国家本身,对农民本身都没有好处,唯一方便了的就是官僚体系的操作更加便捷,收入更加稳定,而且造出了很多可以给人“寻租”的环节。比如我规定不收谷子改收银子,耗羡就出来了,小吏们可以上下其手,农民又要开始格外交钱;又比如我规定原先有理有据的租庸调不搞了,全部笼统地收税,这个税里面包含什么东西不清不楚,政府要格外提出什么新的税项就容易了。这个制度的设计,正如张五常曾经说过的,根本就是为了腐败而产生的。而这个体制一直沿用到民国。这个体制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证明官僚体系坐大就是唐朝的事情。
而隋唐开始又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制度,只有科举。回头一想就通了。科举是给底层百姓一条离开农村的出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对大多数人而言,离开是唯一的选择。在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工商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科举一开,就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类似如今公务员3000个人争一个名额。最终政府为了安抚应试者,开始设候补、设员外官,设吏,把这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纳入到官僚体系中去,否则会让所有读书人对制度和社会本身失去信心,于是体系本身就滚雪球一样的大了。这还在其次,更关键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定义,成本与收益的定义。官僚集团跟李家这种豪门出身、坐拥天下的人不一样,它对于国家没有所有权,也就不负担制度设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的所有成本。相反,制度的设计,比如两税法,可以实实在在地通过各种环节的寻租,带来直接落入官僚集团口袋的收益,机构的膨胀,又可以减轻原有各人的负担。这样悬殊的成本和收益对比,傻子才不做官,不但自己要做,而且还要把亲戚朋友都找来做官。科举到建中年间已经实行了过百年,官僚集团已经开始冒头,唐德宗明显是被官僚集团的代表杨炎给涮了,才颁布什么两税法,然后就迅速的把王朝葬送掉了。
哪里用得着等到朱元璋来cease 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早在汉朝的“重农抑商”和唐朝的科举制度就已经被cease掉了。 September 16 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5)井田
“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所以孟子有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这至少说明了两方面的变化。
第一是授田额的变化:50-70-100 随耕作能力而增加。其次是方式变化:贡,是一种实物地租,《周礼·地官·小司徒》里讲“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其实更可能是原始初民对统治者交奶事务的一种制度,不一定与土地及农业生产有固定关系。当然,所供之物以农产品为主,于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土地制度。 助,才算井田制定型后的主要制度,是一种劳役地租。《孟子·滕文公》讲“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其实是在吹水想忽悠滕文公恢复所谓的“古制”,形制上还是讲的比较清楚的。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井田很有趣,是有方向的。当时的天不但是方形地块,而且要按照特定的方向排列。这是为了和沟洫体系相配套。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纵横在井田上的道路称作阡陌。在相当数量的井田周围,“启土作庸”,形成封疆。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其中就是一定数量的井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其他处置权利,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就是所谓的“田里不鬻”。跟着分封的土地,肯定有其支撑的政治制度。一般来讲,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是贵族用自己的奴隶来更耕作的。而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则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土地,则被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这些人都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但是助法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死板,所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没办法和田品衔接来安排休耕制度。如果一个井田里面有几户在休耕,那公田怎么办?如果整块休耕,就是涉及面积太大,今天耕这里,可能第二年要跑到很远的地方的另一井去种田。结果,不但要换工作环境,还要跟着搬家。很麻烦。 于是种田的受不了,民意沸腾,政府没有办法,一定要解决,否则生产力没办法保证,还说不定有人造反,于是就“彻”了。 诗云: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笺云:什一而税谓之彻。就是特指以农户为单位个别配授农地而且税率是十分之一产出的配授土地方式。 一旦改为彻法,演变过程就加速了。 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4) 历史的另一种读法(三)
“通彼此”的意思,是说制度不是孤立的,而是成套的。乾隆重刻《通典》序里说此书:“……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迄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应该说,这是对《通典》主体内容的一个总结,虽然说理解不够深刻。《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大章节依次排列下来。再看杜佑的自序,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想法,所谓1.“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吃饱了饭才能做工作。2. “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选出好人才来治理国家。3. “制礼以端其俗”。4. “立乐以正其心”。这是思想教育工作。5. “教化隳然后用刑罚”。实在搞不定了,才用兵与刑。6. “列州郡捭分领”。7. “置边防遏戎狄”。中国是和平国家啊,安了一圈内以后才开始对外,对外也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这是顺着的理解,反过来,在设立经济制度之初,就必须考虑到服从统治的需要,教化的要求,要照顾到行政的界限、资源的调配、收益的分享、甚至国防的配合。
而经济制度,也就是“食货”部分,按照杜佑的设计,包括田制、乡党、赋税、户口、钱币、漕运、盐铁、鬻爵、算缗、平准、轻重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田制、乡党、赋税”。它表明的,首先是中国以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经济观所支撑的“以农为本”的理念,其次则是通过乡党、赋税来折射出社会阶层与权利/义务的定义决定土地的利用与经济的走向的核心命题。所以在中国,土地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社会等级和赋税制度,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土地制度史。 June 18 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3)历史的另一种读法(二)
制度不可以断代,一定是通的。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哦,这是牛到中国才有的东西。我们看林达写美国制度发展史、法国制度发展史、西班牙制度发展史,左一个“革命”,右一个“革命”,都是在新思潮推动下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18世纪中叶的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真是骇人听闻地强啊),是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一次性推翻封建的过程。这种事情,中国只昙花一现地在近代出现过一次而已。绵延4千余年的中国史,我们听到“起义”平常,“革命”却是见不到的。我们今天对比着中国人口史看历史上的乱世,一死全国一大半人口,看得人手抖心抖,但是都不过是亡国而已。所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推翻一个王朝,推不翻帝制与文官政治(内儒外法也是骇人听闻地强啊)。小小地亡个国,不过是给个机会让制度在“士人社会”框架下调整一下,使得更符合当时时代的需要。调整得好,就有几百年的安宁,直到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了,一轮新的起义爆发,来对制度做新一轮强制性的调整。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有因有革,一路传下来的。所以钱穆伯伯讲“制度史就是中国的通史”。 今天用一句“path dependence”就能解释的东西,在中国第一次被搞清楚并且拿来做依据治史,已经到了公元七百多年。这束“上帝之光”就是杜佑和他的《通典》。《通典》的主旨,就好像序文里左补阙李翰谆谆教导的一样:“……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就是说,治国兴邦做事要学以前的制度,学以前的制度还要知道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只有知道了过去与现在的差别,深入了解制度产生与消亡的关键,才能够把握已有的制度,运用到现在的管理中去(文言就是好啊,简单明了还上口)。简而言之,“贯古今”是杜佑对自己这本书的最主要要求之一(还有之二哦)。所以他从黄帝尧舜讲起,一直讲到唐肃宗、代宗(天宝以后啦)。把制度因革甚至地名变化都一一道来,还加埋历代各家评论。“详而不繁,简而有要”,真正做到了“体大思精”,让人看到了都妒嫉得打颤。 能够有这样见解并付之实施的人,当然不会是简单角色。杜佑是一直做到唐朝宰相的。写《通典》的时候,他是淮南元戎的尚书主客郎。尚书省是唐代政府的行政执行机构,吏、户、礼、兵、刑、工样样都管。整整一部后世奉为行政法规圭臬的《唐六典》,说的就是尚书省这一个机构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之类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位子上,杜佑才能融会贯通各项制度,并在通典中形成上起食货,下迄边防的九大门类——换而言之,“通彼此”。 June 16 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2)历史的另一种读法(一) 中国历史要如何读?且看杜佑《通典》。 中国的史书,最早是《尚书》中的《西周书》,那是记事体。说是记事体,不过是写这里周公说了啥啥,那里召公又说了啥啥,连韩愈叔叔都说“诘屈聱牙”,有看没有懂,但总体来说,立的是言,关注的是人(确切点说,是“高人”)。到《春秋》《左传》,发明了编年体,更是一堆贤卿大夫之言。从此编年体就脱不了对社会精英的关注,发展到顶点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记君臣事迹,其他统统地不要。《左传》下来就该轮到司马迁《史记》了,本纪世家堆起来,那是纪传体,按照《太史公自序》,人家就是要学周公孔子,以人为重。史学主流就这么确定了,从此断代史们都按这个格式修。于是一个角色紧跟着另一个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场,演戏的在中华大舞台上闹了几千年,说戏的把变、动、乱在史书中一一述来。发展到现在的札记们,更是只把变、动、乱一一述来,翻来覆去都是刺激的人事——只有高潮,历史可不是“好看”了。 只是人事固有更迭,历史却不是只有变动。纪传体的正史中也知道用“食货志”、“艺文志”、“方物志”、“氏族志”等等来对体制有所记录,从而反映历史中更为本底也相对安定的一面。但是“志”是静态的描述,加上多为断代,体制的变迁又难以体现了。 我们的史书就这样矛盾着、记录着,直到上帝(甲骨文里面的上帝!)再也看不下去,说“要有光”。 于是,有了《通典》。
通典》的重要,不但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史学“政书”这一新的体例,更重要的是它早在North叔叔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前一千二百多年就参悟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道理,把治史论政的重心放在了“因革”。“因”就是跟着走啦,“革”则是变革。就是说我学一点东西,我也改一点东西。中国体制的大线,商周跟着夏的分封,汉承着秦的郡县,唐的租庸调与府兵制沿袭于北周,北周又沿用着晋的门阀。一环又一环,每一制度都前有所“因”,在“因”的基础上又必有所“革”,国家兴亡、人事变动,出不了制度因革的大框架。而中国作为主线大一统的社会,“因”的脉络格外清晰,制度的承继贯穿历史。所以制度不可以断代,一定是通的。
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1)我这样的水平写这样标题的东西会被天打雷劈的吧。:)所以才说无知者无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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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末守本——中国土地制度史漫议
在路上——代序 07年12月的时候,在香港的一个会议中,听马润潮先生讲国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听张庭伟教授讲中国规划历史,听吴福龙教授讲全能主义,逐渐感到中国土地利用有一条潜在的发展脉络,这样的一条脉络,应该是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特殊的制度选择,由此覆盖到土地分配和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转过头在跟Logan教授聊天的时候胡诌了几句,当即被打回来,说回去好好看书。 后来又因为课题的关系,在华南城市农村乱跑,觉得那条土地利用的脉络从4千年前隐隐相传,至今余威尤在。于是终于老老实实开始看书起来。当窝在床上、翻看着砖头一样厚的无句读版《通典》时,突然想起那天Logan教授教育我多读书后,转身时又扭头说:“Anyway, you are on the way”。我心知叔叔不过是一顿大棒后给根胡萝卜安慰一下,但还是诚心希望自己,在路上。 在路上认识,在路上思考。于是陆陆续续地,把读书与实践的一些心得写下来。这部分的内容,大概相当于各史书《食货志》的一部分,加上前辈们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实在写学术论文和各类报告写到吐血了,文字可能格外闲散些。大家凑合着看吧。:)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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